旅行指南并不是把游记缩短之后就自然形成的。英国国家档案馆研究者Robert Fleming介绍十九世纪指南时,先区分贵族大旅行的回忆录与普通旅行者需要的实用信息。前者常展示作者的修养和见识,后者还要回答交通、住宿与行程衔接等问题。本文依据这篇档案馆文章,观察几类指南怎样分担这些任务。

Mariana Starke被放在这一转变的重要位置。文章说,她认识到预算固定的家庭需要实际帮助,相关著作逐渐离开回忆录方式。她还用感叹号评价场所质量,使读者能够比较不同对象。这里的标记不是旅途见闻的装饰,而是将作者的判断变成容易辨认的资料信号;本文并没有据旧书替今天的场所打分。

John Murray的旅行手册进一步采用星级。档案馆文章将一八三六年的手册与Starke的感叹号联系起来,并说Murray引入对景点的评级,让读者不仅知道去哪里,也看到各处被赋予怎样的重要性。指南由此同时组织地点与评价。星级是该出版叙述中的历史安排,不能被当作今天统一适用的旅游认证。

Baedeker的系列又增加了文化说明。文章说,到一八四四年它采用Murray的星级,同时提供艺术、建筑和当地习俗等内容,并配有地图与平面图。对读者而言,这些信息分别回答一个地方有什么文化背景,以及怎样在陌生城市中辨认位置。本文采用的是档案馆对书中内容的文字介绍,没有直接翻阅那些地图,也没有据图规划线路。

Bradshaw处理的是接续问题。其一八三九年的指南介绍列车时刻、不同时间区与货币,以及复杂的国际连接,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铁路。与景点的重要性相比,这一类资料更关注旅行各段怎样相接。文化介绍不能替代时刻信息,列车资料也不会自动说明一件艺术品的意义;把它们分别看待,才看得见不同指南的侧重。

书籍还需要到达读者手中。文章记述,William Henry Smith于一八四八年在Euston车站开设铁路站台书摊,销售旅行指南。这个地点使分发渠道与铁路出行发生具体联系。指南的内容体系和它出现的销售场所是两件相连的事,不能只凭书名解释它怎样进入旅客的日常行程。

英国国家档案馆称,馆内保存五百多件此类指南实例,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移交的英国交通历史档案图书馆资料。本文讨论的是该馆对馆藏历史的解说,来源首次发布日期未知。它提供了实用需求、景点评价、文化说明、交通接续及分发地点之间的关系,没有证明所有十九世纪旅行者都使用相同指南,也不构成当代订票、货币处理或旅行安全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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